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董其昌书风“一变唐人法度，而出入晋唐之间”。其书法得王献之、颜真卿、杨凝式、赵孟俯等人笔法，又能自创一格，堪称“文人书法”的代表。他与沈周、文征明、唐伯虎等人合称为“明初四大家”。 董其昌曾被封为临川伯，又加东阁大学士，在明朝廷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是清初书法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画坛上最受人敬仰的大师之一。 他的书法造诣很高，《明史》将其列为“海内四大家”之一;与唐伯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明初诗书画三绝”。明代书画家张瑞图曾说：“董其昌书第一，画第二。”又说：“读其书而见其人，则思与之游，不亦快哉”(《论书绝句》)
1.《大云经疏》
《大云经疏》是董其昌的行书代表作，此卷在董氏所撰的《大云经疏序》中，首先点明了其著作《大云经疏》的缘由和内容。书卷首有明崇祯八年董氏自题“此卷”二字，可知这是董其昌在崇祯癸酉(1633)时为《大云经》所作的疏。此卷中，董其昌还提及了其友人赵叔孺。赵叔孺在董家客居数年，与董有情谊，董曾将自己的藏书《大云经》送给他作礼物。董其昌在此卷中还提及了《大云经》的内容，《大云经》有“三世诸佛，五天十地，时在定业，业报无差”之语。另外在卷尾的跋文中，董其昌还提及了《大云经疏》的书写者：“赵叔孺文思敏捷，即书论此疏，下笔便见。”这说明董在此卷中曾提过自己对于赵叔孺的书法十分欣赏。
2.《董氏家藏帖》
《董氏家藏帖》，纸本，草书，行书，共22行，281字。董其昌晚年喜用中锋行笔，故书作笔画圆浑，筋骨兼胜。该帖是董其昌晚年书风转变的代表作，与《行草书》《草书》三帖合称为“董氏三帖”。因卷中有“香光居士”印章，故亦称“香光居士三印”。全篇字字独立，气脉连贯而不失自然流动之势。又因书写时笔力遒劲、中锋运笔之故，点画间多含刚劲之气。此卷书法用笔奔放洒脱，落笔大胆放纵。全帖字势舒展而不失法度。笔笔含锋，结构圆劲而又不失飘逸，是董其昌晚年成熟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3.《临王羲之圣教序》
这件作品是董其昌临王羲之《圣教序》，董其昌曾说：“我初习书，先临唐人，又临晋唐诸帖，皆系摹拟。所临诸帖，多不能尽。”“写《圣教序》，用笔极有变化，须转笔时墨汁之浓淡，始成妙境。我写之时，颇有意于用笔”。在董其昌的临作中，几乎都是对《圣教序》进行了再创作。他把自己的笔迹融入其中，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十分自然的效果。 此幅作品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以行书体书写《圣教序》全文。笔法娴熟而又苍劲有力，气势开张而又不失内敛。全篇以颜体为主兼及欧、虞、褚诸家之法而有所创造，章法结构既有“二王”遗风又具个性特点。 此件作品与《圣教序》原帖的对比分析：《圣教序》书法风格清新，笔意潇洒自然;而《圣教序》书法则更加雄强有力，笔法粗犷有力。前者是行书典范之作，后者则是隶书的杰作。
4.《读王右军贴》
【释文】右军书，余读之。云：“右军笔力甚健，然皆骨力不足。余于古人中得其腕力者，今尽失其数，不复能复得古人笔力。又观王右军书，用笔多在右军之死力，岂古之所谓劲于画者邪?盖其体势自然，不可强为也。余为诸公作诗云：“书法用笔生力壮，要须骨力洞通神。”余谓善书者，当以此为第一义也。然古之所谓劲健者，乃不为形拘也。夫劲字当以骨为体而实以肉用，是以劲健而不失于弱也。余不谓右军用笔之法尽在劲健二字，盖气可鼓而不可泄也。惟其善用笔、用字、用气之不同耳。余读王右军帖已十年，每于胸中见其风神气魄而不能忘也。 【赏析】此册共31行343字，由董其昌自题：“右军真书用笔之法尽在画中;若不会用笔而画出画来者，则用笔之法不到也。余读王右军帖十年矣!”行笔刚劲有力而笔力不足的毛病即在此一问中得到了解决。
5.《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共十九首。作者把当时民间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融入诗歌，表达了其“怨刺”的主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影响很大，对后代诗歌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第一次以歌咏男女恋情为主的诗歌创作高峰，更重要的是它开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艺术传统，为后世许多诗人所继承。《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爱情诗为主题创作的诗歌总集。 这组诗共十九首，其中《行行》最为有名，流传最广。 这组诗采用叙事写人、人物与景物描写相结合的方式，以四言为主，写了人生无常、别后相思等内容。诗中人物语言朴素自然、意境清新自然。以这组诗为代表的汉晋南北朝时期优秀诗歌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一个典范。
6.《行草四言联句》
《行草四言联句》为董其昌行草书中的精品。董其昌行书与颜真卿、杨凝式、赵孟俯、文征明、祝允明等人的书法有紧密联系，可视为颜真卿等书家书法的一种“典型化”，与赵孟俯的书法一样，呈现出“丰润雍容”的风格特征。董其昌在取法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性情和志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此作为其晚年书作，字形结体虽尚平正，但笔意苍劲老辣，飘逸灵动;用墨浓而不枯，重而不滞;用笔提按自如，方圆兼备;行笔中有提有按，转折自如。笔法圆中见方，方中寓圆。结体严谨和谐、宽博。章法错落有致、疏密有致。充分展示了他对颜真卿书法艺术的理解和追求。 此作品写于1636年(明崇祯三年)，时年75岁。作于晚年之作，能展现出董对颜真卿书法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董其昌在书学理论上提出了“书者如也”之说，此作可视为对其书学理论的完美阐释和实践验证。
7.《致黄子美信札》
黄子美，字子美，号衡山，又号石湖居士，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晚明著名诗人、书画家。黄子美自幼家贫，与诸兄均以书画为业，尤精于篆隶。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 董其昌与黄子美有书信来往。《致黄子美信札》为黄子美手书书信草稿，落款为“丁亥六月二十七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写于松江。这封书信的内容是黄子美要求董其昌在其所作诗文中选录其中一篇或数篇送与自己。黄子美是当时诗坛的著名诗人和画家，董其昌在这封书信中提到了他的《画竹枝词》《画石湖词》《画葡萄诗》等作品。此件信札的书法以行书为主，法度严谨、自然圆熟、灵动飘逸。
